生存理性如何影响农户的差别化生产

在食品安全威胁下,农户重新定义了“为自家生产”和“为市场生产”的差别化生产行为。基于经济理性行为假设认为农户存在以确保自家食品安全为动机的生存理性。根据在5省区收集的827份农村入户调研数据,对农户差别化生产行为进行具体分析,描述了差别化生产行为总体特征,并测量农户食品安全自我保护意识、威胁感知程度和信息渠道等因素。运用Probit模型验证了命题：以食品安全自我保护意识为特征的生存理性,支配了农户为确保自家消费安全而进行的差别化生产。     

外出务工对农村地区教育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

随着国民收入的稳步提升,已跨入中等收入国家的中国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而提升教育人力资本水平被公认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举措。因此,研究青少年,特别是教育环境受到较大冲击的、有过外出务工经历人员子女的教育人力资本积累问题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据此使用CHIP2013农村部分数据,考察分析了父母外出务工经历对其子女受教育年限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父母在子女14岁及之前的外出务工经历对子女教育人力资本的积累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相对于没有父母外出经历的子女而言,该人群子女的受教育年限要少近0.23年。与此同时,其获得高中及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几率低4%。父母的外出务工经历对于子女教育人力资本的积累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     

社区森林资源管理成功的条件——基于福建省沙县两个集体林场的比较研究

新一轮林权制度改革之后,小农户与大市场、林地细碎化与规模化经营、个人利益与社区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不断凸显,集体经营的重要性重新受到决策者和地方社区的关注。在部分地区,集体管理的森林不仅保留了下来,而且呈现出多样化的经营绩效。通过比较成功（L村）和失败经营（Y村）的案例,运用Ostrom、Wade和Agrawal的影响成功公共治理的条件要件,从资源特征、依赖于资源的集体特征、资源特征与集体特征、管理制度细节、资源特征与管理制度的关系和外部环境6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探讨塑造成功集体管理森林的资源、社区和制度条件,从而为我国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的多元化提供经验。     

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贫困户的脱贫作用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载体,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对四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案例分析,发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创新农业经营模式和提供社会化服务两方面作用机制实现贫困户脱贫。其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新农业经营模式主要增加贫困户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而提供社会化服务促进了贫困户经营性收入的提高。因此,精准扶贫中应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抓手,重视其在产业扶贫中的作用,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力度。     

农地流转是农业生产“非粮化”的诱因吗？

近年来,农业生产“非粮化”问题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那么,农地流转是否是“非粮化”的诱因呢？基于我国粮食主产区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似不相关回归（SUR）和Tobit模型检验了农户农地流转与非粮作物种植比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农地流转面积与非粮作物种植比率呈倒“U”型关系,与主粮作物种植比率呈正“U”型关系;农地租金、农户家庭劳动力禀赋、资金禀赋、亩均固定资产投资额、是否专业型农户等变量和非粮作物种植比率正相关;自有承包地面积、地块平均面积、劳动力年龄和非粮作物种植比率负相关。研究认为,农地流转不必然导致农业生产“非粮化”问题。基于结论,提出完善农地流转市场、抑制农地租金过快上涨,提高农业劳动力质量、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增加农户种粮补贴、提高农户种粮积极性等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40年农业机械化发展与制度变迁

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对改革开放40年来农业机械化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研究表明,市场需求诱致性变迁与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协同发展、共同作用是推动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主要动力,也是农业机械化取得辉煌成就的关键原因。展望未来,“增机减人”的趋势不可逆转,国家仍将加大对农机化发展的支持力度并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依循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思路,当前推进农机化发展要加强科技创新和技术推广,聚焦绿色发展,加强“两个融合”,强化公共服务。     

农场主网络社会资本、资源获取与生态农场经营满意度

以社会资本理论为基础研究了农场主网络社会资本、资源获取与生态农场经营满意度三者之间的作用关系。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结果表明：桥梁型网络社会资本和紧密型网络社会资本均有利于农场同行资源和顾客资源的获取,其中对同行资源的促进效果更为强烈;同行资源、顾客资源对农场经营满意度的提升存在积极的正向影响,二者相比,顾客资源对经营满意度的促进提升作用更为显著。在生态农场创业迫切需要资源的情境下,积累网络社会资本是创业者利用互联网跨越地理障碍、打破信息闭塞,获取关键资源并提升农场经营状况的有效方式。     

“三权分置”下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立法表达

植根于“两权分离”的集体土地所有权法律制度已经难以满足“三权分置”下的农地改革实践,集体土地所有权基本构造体系的缺陷集中体现在:权利属性与权利主体的模糊性;行使主体与行使机制的不健全;权能体系和保障机制欠缺。未来立法应该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对集体土地所有权基本构造体系与农民集体成员权综合治理体系进行科学的立法表达。完善集体土地所有权基本构造体系需要：明确特定社区范围内的成员集体是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利主体;明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代表行使主体;丰富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能体系。农民集体成员权是克服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缺陷的重要设计,建构其综合治理体系应该在理论上厘清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与农民集体成员权之间的关系,设计出科学可行的集体成员身份认定标准,丰富农民集体成员权利体系,健全农民集体成员权利行使规则与救济规则。     

基于异质性的集体林权改革林农获益差别化研究

以贵州省300多个林农的实地调查数据为依据,围绕林农异质性与集体林权改革中的林农获益状况,运用统计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基于家庭、认知和行动层面的异质性,社区林农从集体林权改革中获益的效果具有差异性。社区内林农经济资本越大、林业资本越多、劳动力资本越多、政治资本越充足以及对政策的认知程度越深,就越容易从林改中获得更多的收益和较好的效果,反之亦然。基于上述结论,政府在考虑完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政策时,应该注意和支持社区基层行动者的行动能力构建,特别需要关注基层利益主体由于行动能力差别而导致的获益差别化。     

绿洲农业、公地悲剧与土地沙漠化——以甘肃民勤县为例

首先用“公地悲剧”理论解释了民勤地区石羊河来水减少和民勤地下水超采的现象。对民勤绿洲沙漠化过程的进一步归纳梳理发现：经过多年的过度开发,民勤水资源的“公地”问题已经由人类内部争夺水源的问题升级为人类能否与自然和谐共存的问题,用经典的解决“公地悲剧”的办法已无法解决民勤绿洲面临的沙漠化威胁,需要从更高层级的制度设计入手,将宝贵的水资源用于恢复生态,而不是用于农业灌溉。